笔者认为，社会系统中存在三个关键性的功能机制，构成了守法的宏观环境与条件。

这种影响包括对法律规则(作为新知识)的认识速度、对规则内涵的理解和把握程度，等等。其三，守法的文化土壤培育。

同样，罗伯特•卡根(Robert A. Kagan)和约翰•斯科尔茨(John T. Scholz)也指出，成功的执法应该考虑相关法条会导致守法或违法的原因。不论是守法的研究，还是守法实践，倘若欠缺了主体性的视角，都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偏差或遭遇失败。利益相关者群体(受害者、社区等)也能够成为有力的违规监督者和执法监督者。我们需要花精力去探索的问题在于：守法意识在实践中是如何生成的？面临着哪些具体问题或障碍？以及这些意识又如何塑造行动的方式？如前所述，本文认为守法意识的生成有两个关键要素：对法律的认同，以及遵守法律的道德义务感。如前所述，守法社会的建设是一个主客观相结合的系统。

[19]有学者指出，在法律已被除魅的当下，简单地从法律至上的口号中寻找法律被信仰的力量变得困难。例如，笔者对建筑工人安全守法的实证研究显示：工人们对法律的认知非常有限，与监管者鲜有接触，他们更多是基于个体化的认知、体验和判断来行动，而这种行动恰恰与法律所预期的方式相吻合。[37] 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上），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91页。

三、劳动权在私法关系中的效力 劳动权的规范构造决定了它在私法关系中的效力。[德]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米健译，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97页。受制于主题，这里没有必要详论受教育权的第三人效力问题。[35]例如在1990年的一个案件中，德国有一个葡萄酒和香槟酒的生产商雇用了一个商业代理人经销其酒品，他们在合同中约定该商业代理人在合同终止后两年内不得从事竞争的行为，但生产商却无需向商业代理人提供补偿。

[13] 王德志：《论我国宪法劳动权的理论建构》，《中国法学》2014年第3期，第72页。王广辉：《论法院合宪性解释的可能与问题》，《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第157页。

三菱树脂案则涉及当事人的表达自由。[17] 劳动法是抵制劳动契约领域法律上形式性的契约自由危险的行动。反对者如王锴：《论我国宪法上的劳动权与劳动义务》，《法学家》2008年第4期，第57页。甚至可以说，社会权面向上的劳动权本身就是雇工的个人自由所生第三人效力的结果，在此意义上它很难再产生第三人效力。

这两项规定不是为国家设定了保护义务，而是设定了给付义务。这是否意味着我国宪法学理论对基本权利第三人效力问题的讨论，从一开始就偏离了正确的方向？ 注释: [1] 蔡定剑：《中国宪法实施的私法化之路》，《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第56页。在这种法律关系中，雇员有选择雇主从事职业劳动的自由，而雇主也有选择雇员为其提供劳动的自由。在19世纪初，欧洲工人的日工作时间多达15小时，甚至还要更长，[16]包身工正是这种契约自由的真实写照，这是人类劳动史上极为惨痛的一幕。

企业在事故发生后即主张企业本为职工提供了食宿，职工擅自外出应责任自负，并因此拒绝认可工伤认定。雇工的职业自由代表了一套价值，但人们不能说国家为促进职业自由的实现而对公民提供就业训练也是一种价值——它们实际上不过是实现这种价值的途径而已。

基本权利的客观价值说被德国学者认为是二战后德国国家法上最具轰动效应的发现，[54]它的确有着广泛的域外影响力，且基本上为我国宪法学理论所继受。宪法要求国家加强劳动保护，改善劳动条件，这显然具有国家保护义务的性质，此处无需申论，但即便提高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也具有同样的性质。

劳动权的核心是国家保护义务和给付义务，在这个方面它很难产生所谓的第三人效力，只有在职业自由方面才有产生第三人效力的可能。更深入地看，无论是国家保护义务，还是基本权利的第三人效力，它们在理论层面本来就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还比如说零售企业要求雇员不穿戴表示其宗教信仰的服饰，这是要求其放弃宗教信仰自由。文章来源：《北方法学》2018年第5期。（二）工伤概不负责任与生命健康权的第三人效力 那么，本案所涉及的宪法问题是什么？这需要人们的眼光来回穿梭于案件事实与相应的宪法理论之间。[6]多年来，学说上对此《批复》的其他方面或有批评，但却都丝毫没有质疑此《批复》的理论前提，也即劳动权的第三人效力问题，相反却对此主旨赞赏有加。

另外，就基本权利所体现的法律关系而言，国家对自由权和平等权负有消极不干预的义务，但对社会权则负有积极作为的义务。[7] 周伟：《宪法在审判实践中的适用问题研究》，《内蒙古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第16页。

不过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11] 谢立斌：《宪法解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24页。

因此，如果从雇主-雇工-国家的三方关系来观察，雇主与雇工之间本来只是契约关系，受契约法的调整，但社会正义的原则却要求国家介入并干预这种关系。前者属于劳动权的自由权面向，后者属于劳动权的社会权面向。

这两种面向有主次之分，由于国家对雇工个人自由的保护催生了现代意义上的劳动法，因此它是劳动权的核心和典型形态。国家对职业自由的干预，典型的莫过于国家规定的某种职业资格和准入条件。设若企业在竞业禁止条款中约定的违约金过高，则有可能构成对公民职业自由的过度限制，此时方有第三人效力可言。如果认为雇主在宪法上也负有提供劳动保护的义务，则无异于主张雇主有义务保护雇工不受雇主的侵害，这显然不合逻辑，也有违事理。

童工立法是为了保护儿童的身心健康。当然，从规范上来分析，我国宪法上劳动权的规范内容还不止于国家保护义务。

（二）劳动权在宪法上的规范构造 从私法的角度来分析，劳动关系是一种平等主体之间的契约关系。例如《娱乐场所管理条例》规定犯有特定种类犯罪的人不得在娱乐场所内从业，此即公权力对职业自由的干预。

[51] 《宪法学》编写组：《宪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20页。不是基于劳动权的第三人效力，而是基于生命健康权的第三人效力。

保护义务是国家保护雇工不受雇主的侵害，而给付义务是要求国家向公民提供某种利益，也即创造就业机会和提供就业训练。在美国1903年的Muller v. Oregon案中，美国俄勒冈州议会立法禁止妇女每天劳动超过10小时，公司起诉称该法侵犯了契约自由。[19]工时立法如此，其他劳动立法也是这样，例如工伤立法是为了保障雇工的生命健康。[45] 韩大元、林来梵、郑贤君：《宪法学专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89页。

该批复选择在劳动保护的角度来展开论证，恰恰未能准确把握案件所涉及的真正宪法问题，且造成社会权面向上的劳动权亦可适用于私法关系而生第三人效力的误解。由于本案涉及工伤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可能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宪法上劳动权和劳动保护。

本文不拟全面检视何种类型的基本权利没有第三人效力的问题，而将致力于讨论劳动权的第三人效力问题。因此，劳动权在其社会权面向上不可能适用于私法关系，但生命健康权却能够适用于私法关系。

我国学者对单身条款案久有讨论，有学者并认为这是劳动权适用于私法关系的著例，此显系错误。[31]这个理论的要义在于，宪法上的基本权利不仅是个人的主观权利，而且就整体而言它也是一种价值体系或者价值标准，它不仅是国家公权力、同时也是全社会所应当共同追求的目标。